茶马司的官茶来源有如下几种①官征官买官运法政府规定陕西汉中茶

茶马司的官茶来源有如下几种：①官征官买官运法。政府规定陕西汉中茶叶和四川“巴茶”，官征十分之一，无主茶园由军士种植，官取十分之八，其余茶叶由官定课额收买，并确定汉中岁课茶两万六千斤，汉代钱币四川一百万斤。因而将四川保宁(今阆中)、夔州(今奉节)地区划为“巴茶”范围，茶课由陕西巡茶御史管理，“巴茶”以外的川茶才由四川茶盐都转运司管理。这些官征官买茶叶，由政府组织人力分程运至各茶马司，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劳民伤财，得不偿失。②运茶支盐法。明宣宗宣德中在实行官运茶叶的同时，由政府发给盐引以到江淮支盐为报酬，动员商人把四川茶叶运到西北茶马司交货，但不得进行茶叶买卖。在实行过程中，不少商人假营运官茶之名，行商贸走私之实，不把茶叶交给茶马司而自行贸易，使官茶缺乏、买马不便，故于正统元年()停止此法。③召商中茶法。弘治三年()，陕西巡抚及布政司出榜召商报中一百零四万斤茶叶，给引赴巡茶御史处备案，于产茶地区收买茶叶，赴西宁、河州、洮州茶马司，官取十分之四的茶叶，余听商人贩卖。此法使茶马司坐收数十万斤茶叶，官茶库存日增。但它正式允许商人参加茶马互市和蕃汉贸易，政府在与商人的竞争中往往败北。茶马司以不能取得足够战马而于十五年下令停止。但之后，官茶储备日减，买马更加困难，故于十七年又一度施行。明武宗正德元年()正式恢复此法，增加官府提成率，采取官商对分，一半茶叶与商，令其自卖。自此，官、商皆得易马，善马尽归茶商。在明代汉藏茶马互市中私商终于战胜了官商。

茶马司所得茶叶，除有时召商纳粮支茶或令商人将茶折银、以备赈灾储边外，其余全部茶叶都用于买马之用。买马办法有召番卖马支茶法、召商纳马支茶法，而以规定各部族每年卖马数额的金牌差马支茶法为主要买马方式。故明代是中国汉藏茶马互市最发达的时期。“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

清清沿明制，仍分官茶和商茶。其管理制度与明略同。官茶行于陕、甘，储边易马。政府在陕西设巡察御史五，分驻西宁、洮州(驻今甘肃岷县)、河州、庄浪、甘州(驻今甘肃兰州)茶马司，主管官茶和茶马贸易。其后裁撤茶马御史，或派部员，或令甘肃巡抚兼管，最后由陕甘总督管理官茶茶务。清世祖顺治初年，规定上马一匹易茶一百二十斤，中马一匹易茶九十斤，下马一匹易茶七十斤。所需官茶，仍仿明代召商中茶法。隶籍山西、陕西的商人称东商，回族商人称西商，皆设总商负责督促散商纳课之责。由于清朝牧地广于前代，买马的军事意义逐渐消失。康熙以后的茶马互市，不过踵前朝故事。易马数量不多，并时易时停，致使茶马司库存茶叶日增。为解决库存积茶，政府时而将所收茶叶改折军饷，发给士兵转卖；时而将应征茶商本色官茶改用三成、二成，甚至全部折银纳官。清世宗雍正十三年()停止易马，茶马司实际上成为管理民族贸易的机构。所存官茶，或折饷、或易粮、或召商发卖。应征茶商茶叶基本上改为折银，很少征课茶叶。咸丰、同治年间，爆发陕甘回民起义，商民流离、欠课累累。东、西商均无人认课请引，茶引滞销。同治十一年试行召募新商赴甘肃请票行茶。十三年正式召募南方商人赴湖南采茶运甘肃销售，称为南商。其后甘肃%的官茶均由南商承办。茶政由兰州道主持。改引法为票法，一票若干引，视商人资本认销给票。请票先向兰州道备案，不分各省商贩，均令先纳正课始准给票，并予行销地方完纳厘税。出口茶叶则另于边境局加完厘税。自此，西北官茶地区及出口俄国的茶叶，基本上皆由茶商经营，官收课税而已。

商茶行于南方产茶各省。中央产部颁发茶引、分发产茶州县发卖。产茶较少地方亦有不设引，由茶园户纳课行销本地者。广东，广西产茶极少，北方各省不出产茶叶，均不颁引。惟茶商到境向经过关口纳税或略收落地钱。茶商有总商和散商，行茶办法与盐法相似。散商隶总商名下，总商负责督征茶课，散商买引纳课行茶。行茶皆有定域。在四川则有腹引、边引、土引之分。腹引行销内地，边引行销边地，土引行销土司。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东南各省增加茶厘、茶捐以充军饷，发给引厘、厘票、捐票作为贩运凭证。其时茶庄兴起，或由茶商自行完纳，或由茶庄代为完税清单。至发贩时统由茶庄缴销税单。随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通商口岸不断增多，外商亦纷纷来华采购茶叶，形成了汉口、上海、福州三大茶叶市场。汉口市场的砖茶多输往俄国；上海市场的江西、安徽红绿茶多售于欧美各国，浙江绍兴茶叶输至美国，宁波茶叶输往日本；福州茶多输至美洲及南洋群岛。茶叶成为中国的大宗出口货物。政府对外商采购运销茶叶只征收子口税，而不征厘金，其税率比国内商人缴纳厘金还低。清朝晚期，废引、厘、捐三票，改用税票以简化手续。清末，茶票渐代茶引。各省商贩凡纳税者都可领票运销。政府对茶利的垄断逐渐削弱，对私茶的惩处亦有所减轻。运销私茶，查出止于没官。民国时期继续实行票法，其后又废除引票制，改征营业税。

漕运

中国古代政府将所征收财物(主要为粮食)经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组织和管理。水路不通处辅以陆运，多用车载(山路或用人畜驮运)，故又合称“转漕”或“漕挽”、“漕辇”。

秦汉秦始皇攻匈奴时，从山东向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转运粮食；攻南越时，令监禄凿灵渠沟通湘江与西江水系运粮。楚汉相争，萧何将关中粮食转漕前线以供军食，对汉军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保证作用。

西汉定都长安后，每年需从关东运输大量谷物以满足关中地区贵族、官吏和军队的需求，转漕逐渐制度化。汉初，每年运量为几十万石。武帝初年，增到一百多万石，以后又增到四百万石。元封元年(前)，根据桑弘羊的建议，令民纳粟补吏、赎罪，各农官又多增收，政府掌握的粮食大增，漕运一度增到每年六百万石，一般则仍保持在每年四百万石左右。漕运用卒达六万人。由各地护漕都尉管理，沿途县令长也有兼领漕事的。漕粮则输入大司农所属的太仓。此外，在武帝连年用兵和开发西南时，对军队所需的粮食也都进行了费用浩大的转漕运输，甚至漕转一石，沿途要耗费十余钟粮食，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漕转关中，费用浩大，需时很长，动员人力很多，特别是漕船要经过黄河三门峡砥柱之险，粮食损耗很大。为此，西汉政府曾先后采取过多种改进办法。其中收效最大的是漕渠的开通。武帝元光六年(前)，根据大农郑当时的建议，用三年时间，沿秦岭北麓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人工运河漕渠，使潼关到长安的水路运输的路程和时间大大缩短，运输费用从而减少，沿渠民田也能收到灌溉之利。这是汉代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此外，宣帝时耿寿昌建议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之粟以供京师，这种做法，对缩短漕运路线，减少漕运压力，避开砥柱之险，起了良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