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皇帝出行的卤簿仪卫。《东京梦华录》所记皇帝出行的卤簿与仪仗，主要有：卷六“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记正月十四日皇帝驾幸五岳观烧香、赐群臣宴之后返回大内宣德楼的场景，所用卤簿等级应为“小驾”，作者极为详细地描写各类护驾禁军的装束，包括簪花、帽子与幞头的形制，衫或袄的质料、颜色与图案以及腰带形制等，同时也介绍了仪仗人员的布列情况并列出所执御用物品的清单，最后还有一段皇帝乘御辇观灯山、充满喜感的描写。卷十记录宋代最隆重的南郊大礼，在不同条目中持续描写不同礼仪程序中皇帝的卤簿仪卫：“驾行仪卫”记录皇帝赴太庙行礼所用仪卫，这是宋代皇帝最高级别的“大驾”卤簿，孟元老以大约四百字的篇幅，不仅展现整个队伍连绵不绝的盛景，而且重点描写引领队伍的驯象、数量众多的旗帜以及组成仪仗队伍的各类禁军，尤其强调军官甚至卫兵的衣服皆以工艺繁复的织锦为料、腰带用铜、衣上花纹用绣工、衣帽上的饰物多用金银甚至真珠，骑兵穿着以锦帛制成的“五色介胄”。《宋史·仪卫志》客观呈现了“政和大驾卤簿”的构成，孟元老却用大量细节展示其极尽奢华之状；接下来的“驾宿太庙奉神主出室”，集中介绍大驾卤簿中最尊贵的玉辂形制、皇帝的通天冠服以及挟辂卫士的服饰；“驾诣郊坛行礼”，描写皇帝冠服中最庄严的冕服形制；“郊毕驾回”分别记录皇帝在近侍执烛列成的围子护卫下从圜丘坛返回大次、更换常服后乘大安辇返回青城以及从青城换用法驾仪仗返回皇宫的流程。这是对徽宗南郊大礼的全程记录，是用文字雕绘而成的一幅北宋徽宗朝《大驾卤簿图卷》。此外，卷七“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也有一段车驾临幸时诸禁卫班的描写，卫兵全都“簪花，披锦绣撚金线衫袍，金带、勒帛之类，结束竞逞鲜新”，仪仗皆为“内府金枪、宝装弓剑、龙凤绣旗、红缨锦辔，万骑争驰，铎声震地”；“驾回仪卫”写皇帝返回皇宫时不乘车辇，而是在森严羽卫护从之下“簪花乘马”行走在开封城的大街上，所乘御马都有“龙骧将军”的封号。《东京梦华录》还用专条记录了皇太子纳妃与公主出降所用仪卫、皇后与皇太后的乘舆等。
工东京禁军编制及活动情况。北宋立国之时，历史上作为游牧与农耕民族界限的长城一线山脉雄关已经落入契丹人之手，国都开封以北除了黄河，再无可以依恃的天然军事屏障，北宋除了努力将开封城修筑成为一座军事堡垒，就只有用巨额经费养重兵拱卫京师，打造人工防线。在北宋的大部分时间里，禁军军营都是东京城中最常见的场景。《东京梦华录》卷四“军头司”以专条介绍驻扎东京的各类禁军和厢军，包括军队番号、编制、驻地、职能以及阅训、轮戍制度等；军队的各种活动情况，则或零散或集中地出现在其他章节，这应视为孟元老有意安排的结果，具体包括：卷一“东京外城”介绍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一万人）负责城防的日常修造泥饰，“专有京城所提总其事”；“外诸司”条介绍专职负责诸仓纲运粮草卸纳工作的“下卸指挥兵士”以及军队发放粮饷时“仓前成市”的景象；卷三“防火”中提及遍布开封城的军铺与负责“夜间巡警，收领公事”的铺兵，望火楼下的官屋中则有专职救火的军兵；开封城北部是禁军的主要驻地，卷三“马行街铺席”中说“新封丘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外余诸班直军营，相对至门，约十里余”。东京禁军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员充当皇帝及皇室成员出行的仪卫队，也有相当比例的军人充当大型土木修造工事的力役，甚至被军政权要（如高俅等人）占用于私家修造工作。此外，很多军人也要在接连不断的仪式庆典活动中承担表演任务，比如卷七“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有诸军水上百戏表演，“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则有诸军的“旱教”表演；卷十“下赦”中有“御龙直装神，鬼斫真刀倬刀”以及“诸班直呈拽马队”的表演；“除夕”中则有诸班直禁军千余人戴假面、着绣衣、执金枪龙旗参与驱逐祟鬼的大傩仪等。
古歌舞百戏表演活动。卷五“京瓦伎艺”一条，专门介绍北宋末年东京勾栏瓦肆的艺术表演情况，包括艺术表演形式、各领域的杰出艺人以及负责管理相关事务的乐官，列举了小唱名角四人、嘌唱弟子五人、教坊减罢温习二人、教坊弟子六人，此外还有各类杂剧表演名家五十余人。作者十分清楚各类人员的背景与身份，知道他们的真名或艺名以及各自擅长的技艺。各类艺人的具体表演活动，则见于元宵节前的大内御廊、三月金明池宝津楼前的水上舞台及五殿回廊、庆祝崔府君和二郎神生日时的神殿露台、十月十日天宁节集英殿宫廷盛宴等重要场合，当然还有京城中几处大型瓦舍，乃至分散在街头巷尾的日常表演。
如朝廷盛大典礼活动。《东京梦华录》后五卷集中描写元旦朝会、上元节皇帝御宣德楼观灯“与民同乐”、三月驾幸金明池观争标与诸军百戏、天宁节集英殿大宴、南郊大礼以及除夕之夜禁中大傩仪等重大礼仪活动。其中“元旦朝会”一条全文490余字，详记举行大朝会时的殿庭仪仗与朝会流程，尤其重点描写诸国使人的服饰与礼仪、宋廷安置各国使臣的馆驿与接待情况，以及大辽使人诣大相国寺烧香及南御苑射弓的礼仪。这种描写前所未有，如果作者不是谙熟朝廷礼仪且有机会做近距离观察，很难想象可以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因而被南宋初年赵甡之《中兴遗史》、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全文抄录。上元节观灯，由“元宵”等四个条目组成，总计约2000余字；金明池观水戏与百戏，更占用了第七卷除“清明节”以外的全部篇幅，包括八个条目，总计约3800字；庆祝徽宗生日天宁节的典礼虽然只有两条，但是“入内上寿”单条就多达1800余字，是全书最长的一条，可谓重中之重，宫廷燕乐是描写重点；南郊大礼包括九个条目、将近2700字的篇幅，核心条目“驾诣郊坛行礼”的记录重点则是大晟府新制宫廷雅乐。
那么问题是：孟元老不记艮岳等园囿宫殿，一定是出于掩饰自己或家族的罪行吗？用官衔称呼徽宗朝的权要，一定是出于尊敬吗？详记朝廷典礼，尤其是对饮食、仪卫与乐舞活动靡不赅载、细致入微，只是因为作者对这些领域特别熟悉或怀有特殊兴趣吗？作者在东京城中生活了二十四年，他所记录的民风民俗是长期传承，但是那些重要典礼活动，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
